杨元元生前照片

　　

11月26日凌晨，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死了——她用两条毛巾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在自缢于宿舍之前，一向以坚强示人的杨元元最后感慨：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命运？

 

她幼年丧父，家庭贫困，考入名牌大学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她30岁了还没有一次完整的恋爱，至死与母亲一起生活，且因此愧不如人。

　　

尽管她笃信“人不可以被打败”，但在这个单一崇拜“成功”的时代里，她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她一生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元元之死，并非她一个人的悲剧。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湖北枝江，一个封闭的小县城。杨元元在这里度过了不算愉快的童年——父亲早逝，一家三口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1998年高考填志愿时，望瑞玲拒绝了女儿到大连学海商法的请求，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

　　

由于不忍向家里要钱，她开始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还常常为省路费而步行往返。不少当年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2001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弟弟杨平平考上武大，二是原来居住的军工厂要搬迁，母亲失去住处，一夜间变得无家可归。

　　

母亲拎着家什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寝室。床太窄，母女就侧身而卧。杨元元上课的时候，望瑞玲就弄些茶叶蛋和豆腐干到教师楼前卖。数月后，望托一个老师的关系，住进了一间只有一张桌子的闲置房，学校也持默认态度。

　　

很多迹象表明，大学后期杨元元的心情变得越发郁闷，除了来源于越发排斥的本专业外，更来源于变得现实而具体的家庭压力。她的生活如钟摆般精准而机械：上课，家教，帮母亲摆摊……她几乎没有朋友，连亲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与母亲代管和支持弟弟求学，直至毕业后5年才偿还贷款，赎回毕业证和学位证。

　　

情况在2002年毕业那年继续变坏。一是她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二是成绩第一的她却被挤掉了保研名额——据说是被人做了手脚；最后她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考研，又失败了。

　　

路越走越窄

　　

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

　　

但在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150万，他们充斥着各地招聘场所，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但纵然如此，当年仍有大量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数目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由此催生，现在，他们被称为“蚁族”。

　　

在相当长时间里，优秀毕业生杨元元很不幸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对于一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生来说那一年可能并不友好，2002年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杨元元连一份凑合的本专业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自卑像一扇屏障裹住杨元元。毕业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失去联系。“她该如何开口介绍近况呢？”弟弟杨平平说，“说还在做家教吗？”

　　

挫折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他们眷恋大城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创造传奇，但越发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又抵消着他们的努力。这个已逐渐具备社会化意义的阶层，让一代人的青春在夹缝中渐渐失衡。

　　

杨元元认可这种等待的一个例证是，她曾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 为实现大城市梦，杨元元也尝试过打破困局。毕业后她连续三年考研，均无果。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事业上最后一丝激情消耗于2005年。由于受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触动，杨元元倾尽积蓄，与人合伙办一份文艺杂志。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样的办公室，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

　　

弟弟杨平平后来保北大直博成功。或许一同感染了喜悦，2007年开始，杨元元第四次酝酿考研。

　　

次年，她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入学通知。

　　

外面的世界

　　

她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杨元元和望瑞玲不舍得租昂贵又偏远的出租屋，宿舍就很好，还有全天候热水。像大学时候那样，杨元元和母亲每天挤在小床上睡觉。大约一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走了，房间成了杨元元母女专用。杨元元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入学之初就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她不爱把困难告诉别人。”望瑞玲说。

　　

等了一周仍无消息，杨元元母女就去找学院领导，说家里有困难，能否解决母亲的住宿。“我和元元一直请求他，说武大当初也安排住处了。结果他说，‘没钱，没钱读什么书？’”望瑞玲说，“回去后元元很受伤，说这里没有温情。”

　　

11月21日，杨元元宿舍突然来了两个宿管，限令她在半个小时内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望瑞玲看到女儿当时神色有些紧张，不停地赔礼道歉。随后就冒雨带母亲出去找房子，学校地处偏僻，一天搜索无果，最后花了100元住了宾馆。望说女儿心疼得睡不着。第二天，她们找到了一处房子，但当天拿不到钥匙。杨元元因为要排练节目，望瑞玲就叫她回去，说她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当晚上海气温骤降到只有4度，望瞒着女儿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夜。天亮后，杨元元知道后非常自责，当即就坐在地上要母亲趴在她身上睡。晚上，母女俩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发现是毛坯房。两人和衣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取暖。

　　

“不可以被打败”

　　

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地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矛盾24号全面爆发。当天上午，望瑞玲和女儿在宿舍收拾衣物。半个小时后，一位年轻宿管看到望瑞玲的登记，跑上来指着杨元元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你将来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又指着望的鼻子骂：“你这个乡下来的农村老太婆，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一直忙着赔礼的杨元元听到这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在回去出租房的路上，杨元元又向母亲道歉，说现在还没让她享清福。

　　

由于持续的担心、焦虑、愧疚和疲劳，此时杨元元已严重缺乏睡眠。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语带怨气：“凭什么不让我们住，我要找领导。”接着她又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杨元元的死震惊了学校。大批记者闻讯而至，关心着这个平日无人问津的女研究生。校方惊讶于事态扩大之迅速，关停了招待所，并派保安人员监视记者行踪。事件的官方说法是：学校按规定劝离杨元元母亲，并从人性化角度提供房源帮助。整个抢救过程也是及时和尽责的。同时，校方还暗示杨元元有患抑郁症的可能。

　　

对于望瑞玲来说，现在唯一能纪念女儿的是一堆法律书籍和课堂笔记。而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地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