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大学过于理想化——

积极地看，“淘汰”是一种“自然退出”和“二次选择”

虽然“淘汰”学生对于高校来说不是新鲜事，但每每出现某学生从高校退学的新闻，总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议。2007年，200多名首都经贸大学毕业生，因未能通过学校的“清考”，在毕业时继续“挂科”，不能毕业只得留级，只能寄希望一年后再参加并通过相关科目考试方可毕业。事后，有学生抱怨，学校平常对他们管理不严，现在突然“发难”让他们深受其害；因其中一些学生已经同用人单位签约，因此，还有舆论指责学校此举是对学生严重不负责任的举动。

公众对于高等教育培养过程中的“淘汰”的态度，从这件事情上可见一斑。那么，在我国，高等教育到底能不能做到“严出”呢？ 

王处辉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很难实现“严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学校的心理上来看，由于学生们都是寒窗苦读10多年的成绩优异者，大学教师们往往心生恻隐，不忍心将其淘汰。而淘汰的大学生流入社会，也将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因此校方也多不支持将学生推出校门；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并非全无毛病。一些高等院校为了保证招生数量，增加学费收入，即使学生多门科目不及格也准予毕业。 

无法以平和之心看待“淘汰”和“被淘汰”，与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静寰认为，目前，公众把教育和学校过于理想化了，认为学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在被教育的过程中，有成就者会被神圣到光宗耀祖，被淘汰者会认为失败到一败涂地，这是一种“病态”的期待。学校因管理需要而让一些学生“淘汰”或者退出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公众所能接受和承载的限度，因此，“淘汰”在我国，很难作为教育的正常环节来使用，这是公众对教育功能的不理解所导致的。其实，受教育的阶段，只是人生的特定阶段，多元化的教育才是未来的趋势；此外，“淘汰机制”程序上的不清晰也是公众不接受“淘汰”的另一层原因，如果学生对制度不够了解、在教学过程中又缺乏师生互动，学校的管理又呈刚性，面对最后被淘汰，或者退学的结局，家长和学生自然会不满意。 

当然，专家指出，淘汰本不可怕，其实，淘汰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自然退出，或者二次选择的过程。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金顶兵介绍，“大学是培养人的机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和特点，适应不同的发展路径。有的人可能不适合通过大学教育这条路径来发展，但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他们的个性。他们来到大学，也许发现大学不适合自己，有的同学可能有失误，有的同学会退学，但退学不是被淘汰，而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发展路径。”

　　
“淘汰”并非目的，而是手段——
“淘汰”机制的讨论离不开教育培养过程的完善

淘汰，作为教育管理手段的组成部分，是教育的过程而不是惩罚的过程，虽然有人认为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但应将其作为积极的手段，而不是消极的手段。一些专家指出，大学教育，目的是培养而非刁难。淘汰是为了更积极有序的教学，淘汰更多的学生并不是高等教育的自豪，目的在于发现问题、有效干预。甚至有专家指出，淘汰制度对于大学来说，是最后一道杀手锏，如果前面的程序都做好了，根本用不到。 

史静寰认为，目前，公众对教育的不满意，更多的是在教育培养过程自身，大学培养人才的效果与公众的期望有差距，因此，应该强化培养学生的过程，管理、教育机制的完善，探讨如何利用考试、补考等一系列手段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淘汰机制和激励机制一样，是为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为更多的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促进学生更积极的学习。学校要有更明确、清晰的学业目标和水平要求，更灵活、弹性的管理制度，更透明清晰的管理程序，要加强教学过程中教学环节的管理，淘汰是最后出口，过程性、环节性的管理更为重要。国外阶段性进入、阶段性退出都很常见，多元化的培养模式，学分几年内都有效。学生的自我管理同学校管理体制、社会同学校都积极互动，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或许，他山之石有可借鉴之处。记者了解到，美国的高等教育淘汰机制与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是“宽进严出”，即考上大学十分容易，有些地区甚至可以通过积累学分直接由大专院校升入大学，这就造成了他们“高淘汰”的结果。很多被淘汰的大学生可以回到专科院校继续读，积累够学分仍可以进入大学，因此社会、家庭和学生本身的压力都相对较小，“淘汰”并不显得可怕。

西方高校机制是充满弹性的，美国60%的学生是非传统年龄(18—24岁)学生，且实行学分制，学生一入校就清楚自己的学业目标，这就很方便学生把自身选择和学校的管理结合起来，既保证教学质量，又保证学生差异性的存在。 

此外，几位专家都谈到本科教育阶段学分制的必要性以及研究生培养阶段过程中质量监控的重要性。专家们认为，如果在本科培养阶段，学分制能够真正得以实行，研究生培养阶段，中期考核、质量监督等制度能够真正落实、完善，那么，或许终有一天，“被淘汰”会成为学生的主动选择，因为那时“淘汰”已经不意味着失败，而只是人生重新选择的开始。